徐远举说的没错，邱行湘确实是想当功德林里完美的学员，是第一完美，而不是完美者之一。其实，这种人在监狱里并不少见，因为“人生目标”的单纯化，使得一些服刑的罪犯，唯二考虑的便是：一，自己能不能早一天出去；二，自己要比别人过得好，除此之外，别无追求可言。而“人生目标”的单纯化，又使得他们的一言一行，皆为之奋斗，所有的一切，都围绕着这一目标进行。对于普通的罪犯，当然是追求减刑，能多减一个月，那就是最大的胜利。而对于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这些高级将领而言，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，王耀武所说的“早出去、晚出去、早晚出去”的日子快来了，但肯定是要分出个早出去，晚出去的。

就在众人对于“早出去、晚出去”确信不疑的时候，便又生出诸多疑惑来，那就是“早出去、晚出去”的条件，那简直是五花八门，众说纷纭，但能让大伙觉得合理而最具代表性的无外乎以下几种：

一是“法学专家”周养浩的有罪无罪、罪大罪小说。他认为，就目前情况来看，新中国只是从“面”上饶恕了众人的死刑，而没有判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员徒刑，没有再甄别他们中间是否有符合起义投诚条件的人员，甚至对于林伟俦、陈长捷、赵子立等人三番五次的甄别申请无动于衷，就是要过筛子式地、重新地、综合性地衡量一下他们各人的罪恶，然后分出个先后顺序来，逐一释放。

二是邱行湘、杨伯涛等人为代表的“表现”说，即无论此前所犯的罪恶大小，只要主动认罪悔罪，记录在案，共产党已经给“一风吹”了，接下来就要看每一个人在狱中的表现了，因为，对于他们这些战犯而言，姚局长讲得很清楚，适应的是政策，而不是法律的审判。

三是以王耀武为代表的综合说，既是揉合了以上两种观点，类似于学生考学，罪大罪小占25分；认罪悔罪态度占25分；学习成绩占25分，劳动改造表现占25分，经政府综合评定之后，选出高分来，然后分批释放之。王耀武甚至自信满满地说，自己除了罪大罪小环节之外，其他三项，基本上可以得20分以上，综合下来，第二批或第三批释放，是有可能的。而他心中的第一批，肯定是王友直、林伟俦、杜建时、陈长捷、赵子立、王靖之、苏本善等人，因为人家确实是起义或者投诚了的。

四是以曾扩情、康泽等人员为主的“政治意义”说，其实，在他们心中，又分出三种意义来，第一政治意义，是指释放的这些人，是否具有引起国际势力震动的作用；第二政治意义，是指周总理讲的，是否对解放台湾有作用；第三政治意义，则是一些人的小心思，张文心为什么放了，吴绍周为什么放了？这不是小秃子头上的跳蚤，明摆着的事儿嘛。甚至还有人相互调侃一句：你哥是干什么的？

然而，无论如何分析，众人都觉得，杜聿明、黄维这样的人，不仅罪恶深重，就是进步，也有些晚了，是不可能赶到王耀武、杨伯涛等人前面去的，毕竟他们这些人，败在了起跑线上。而他们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批，也更不可能老死于狱中的，而真正的落后分子，大家心中都有数，可谓是功德林“四大垫底”式人物。

一是不认罪也不参加学习改造的顽固分子刘镇湘，这个人，不仅从来不认罪，从来不参加任何学习，也拒绝劳动改造，其实不要说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组织的各项劳动改造项目，就是监室里的值班，打扫卫生，他也是从来不伸手的。范汉杰笑着骂他说，镇湘，要不是怕饿死，恐怕你连嘴都懒得张。

二是认罪而拒绝劳动的王秉钺，他对于他所犯的战争罪，供认不讳，不过还不忘追加一句，自己的罪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至于劳动，他是不屑一顾的，根本就没有一点劳动的意识，有时候，他甚至想把黄维养殖的兔儿爷摔死几只，天天叫唤得，惹人心烦。

三是不认罪，也不拒绝参加学习改造的“假积极分子”文强，这个人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做起来，稀松平常，马列知识掌握得门清，可就是说理不走理，有时候还把自己和中共的一些高级人员做比较，说出些大不敬的言词来。而且这些日子，他也不怎么写诗讴歌新社会了，虽说不反对劳动，可劳动积极性却差得很，想干了干一会，不想干了，就跑到一边发呆去了。有人给他下定义说，这家伙，老毛病又犯了，那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，一看自己的表现，未必能取得高分，便又消极起来了。

四是周养浩这个家伙，从来都不认罪，而且要和功德林打官司，对于管理干部指出的犯罪事实和其他战犯检举的、当事人举报的犯罪事实，周养洁一概不认账，而且用他的法律知识，为自己辩护着。至于劳动，他的态度是不反对别人参加劳动，也不反对劳动积极分子，至于他自己嘛，呵呵，呵呵，端起饭碗都会手腕痛的，让他去干苦力，那是对他高贵身份的亵渎。

然而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，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中，又会有哪些变数呢，还是让我们慢慢地说来吧。 #俗人读史#